由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教授、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主笔的《「前海模式」:改革、开放与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》新书上线全国首发式日前在前海举行。
“前海的实践证明改革、开放、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。‘前海模式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案例,未来将在更大、更广的范围内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。”郑永年说。
对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郑刚而言,以企业海外利益保护与风险管控为研究方向之一的基金会,入驻前海半年来,已编制完成多个版本的国别研究报告,详细分析了各国的市场环境、政策环境、法律风险,为“出海”企业提供了全面的信息支持。
基金会对面是几乎同时落户的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(深圳)。“对港澳和大湾区的研究,是我们的特点与强项。2024年下半年,研究院围绕港澳政治与社会治理、大湾区跨境流动、科技创新、深圳高端制造业、国际湾区比较等课题,与总院合作发布了100余篇智库报告。”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(深圳)副院长刘伟文说。
自2022年底启动高端智库集聚区建设以来,前海已集聚14家高水平智库机构。仅2024年内,前海智库被中央部委采纳的研究成果达70余篇,举办学术研讨会13场,涉及涉外法治、国际化街区建设、数据经济、国际关系等主题。
作为非营利性研究机构,2024年1-9月,前海智库累计税收1669万元,同比增长29.48%、营收9768万元。
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教授、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:“智库就是要引领,知识经济就是质量型经济发展。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,因为发展到一定过程就需要有前瞻性政策的出现。深圳尤其前海,下一步能不能走好,就要看智库能不能建设好。”
中国(深圳)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:“从前海自身看,以智库为代表的研究、咨询、规划等形态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高价值环节。”
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(深圳)副院长刘伟文:“当前国内智库一般按照类型集聚,如高校智库、国家机关智库、企业智库。像前海这样把不同类型的智库聚在一起的,并不多见。”
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郑刚:“前海为智库提供了一个相对自主,又能相互对标和借鉴的环境。这不仅有利于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,还促进了研究氛围的营造,为智库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”
前海是思想交流最活跃和密集地区之一
2021年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》,要求前海“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,建设粤港澳研究基地”,为前海推进高端智库集聚区建设“定调”。
中国(深圳)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认为,这一要求是由前海区位优势和战略定位共同决定。一方面,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国家、两种制度、三个关税区、三种货币、多种语言的交汇之地,是思想交流最活跃和密集的地区,适合智库落地生根、繁荣发展。
另一方面,从前海自身看,以智库为代表的研究、咨询、规划等形态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高价值环节。科技智库、经贸智库、规划智库是前海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,服务“双区”制度创新、实体产业、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。
“前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,也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最好、产业创新最活跃的地区之一,在这里有助于基金会更好地把国家政策和产业力量相结合,为政府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言。”郑刚对此也有同感。
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(深圳)选择落户前海,一是因为前海是深港合作最紧密的区域之一,在合作过程中会涌现出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,与研究院的研究领域相契合;二是前海毗邻港澳、接轨国际,与香港或国际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项目合作都非常方便。目前已有近10名专家学者常驻。
“研究院每年都会聘请国外、境外学者来大湾区访学。深圳分院成立后,两位分别来自东京和香港的学者于2024下半年到访前海。他们不仅跟内地学者合作完成了许多研究课题,还发挥自身桥梁媒介作用,带动更多学者来到前海。同时,研究阵地的前移,也让我们能经常同香港学者在前海举办学术沙龙,不断提高着智库的国际研究水平。”刘伟文说。
就在一个月前,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规则研究院也在前海正式揭牌,拟充分依靠粤港澳大湾区的经贸和地理区位优势,汇聚国内外学术资源,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及前海所关注的涉外问题,开展前瞻性、针对性、储备性研究。
该院院长于海纯表示,我国正全面推进加入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(CPTPP)和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(DEPA),需要对其中的规则认真研究、分析利弊,既吸收先进规则,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贸易环境,又参与规则制定。
“在这个过程中,自贸区、自由贸易港都起到制度创新先行先试、前沿引领作用,前海更是处于‘前沿中的前沿’。”于海纯说,在粤港澳大湾区“一国两制三法域”特性下,大湾区尤其深港之间可率先研究体制机制的衔接,前海是一个核心点位,在一众自贸区中作用更显特殊,这也是该校在前海设立研究院的原因。
智库研究呈多元和蓬勃发展态势
党的二十大提出“稳步扩大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制度型开放”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“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”,并提出“实现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相通相容,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”“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,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”。
前海作为国内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,肩负为全面扩大开放进行风险压力测试的使命。前海智库的研究侧重点也在这样的背景下,呈现出多元和蓬勃的发展态势。
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是最早入驻的智库之一。在近距离观察前海后,郑永年认为,前海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有代表性、最具典型意义的鲜活案例,“前海模式”更是高质量发展的“新三大法宝”——改革、开放、创新的生动实践,而“新三大法宝”正是他对中国下一阶段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所给出的政策建议。
“前海应联手香港,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版的‘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’,进而成为引领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源。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,具有数个大规模此类平台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,是发达国家保持其经济先进性和竞争力的关键。如美国的旧金山湾区、纽约湾区和波士顿湾区,日本的东京湾区等。”郑永年说。
郑刚所在基金会最关注的是前海正打造的企业出海生态圈,并认为这是一个由多层次和领域构成的综合性体系,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和优势,提供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操的全方位支持,帮助企业补齐在出海进程中存在的短板,降低试错成本和周期,更快地适应国际市场变化和挑战,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。
“在这个生态圈中,智库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因为现阶段,中国企业全球化经验仍不足够,企业一头扎进海外市场,把自认为在国内行之有效的经验照搬出去,大多时候是行不通的,需要智库等专业机构从顶层设计角度出发,为企业提供关于出海战略、政策环境、市场趋势等方面的指导。”郑刚说。
郑刚透露,基金会未来将围绕三个课题开展研究。一是出海要素考量,过去企业出海主要关注市场因素,未来则需综合考虑地缘政治、国际产业动态、贸易环境等多方因素,以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,规避风险并把握市场机遇;二是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,企业在此过程需警惕产业空心化风险,确保核心环节和价值链关键点掌握在自己手中,避免盲目转移,以防知识产权侵权等问题;三是涵盖风险识别、预警、管理和转移等环节的风险管理与监测体系,贯穿企业投资的全生命周期。
刘伟文则在感到前海“人、财、物、数”等要素跨境流动更便利的同时,认为前海深港融合要进一步发展,仍有三大难点亟待突破。一是推动深港规则衔接,需要不断打破壁垒;二是进一步畅通金融、法律、数据等要素跨境流动渠道,强化机制对接;三是不断提高开放水平,不仅要跟港澳接轨,更要跟国际接轨,提高国际影响力。
“‘最强大脑’可以带来‘全球眼光’”
对于高端智库集聚区,刘伟文直言,当前国内的智库一般按照类型集聚,如高校智库、国家机关智库、企业智库等,“像前海这样把不同类型的智库聚在一起的,并不多见”。
“每个智库的特色不同,优势不同,通过正式与非正式交流,可以接触到其他智库的研究方法和成果,从而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野,丰富研究课题。”刘伟文认为,智库间的交流有利于彼此取长补短。
郑刚也表示,集聚的形式有利于不同类型的智库相互借鉴学习,从而更好地找准自身定位和长处,对接各方面、各领域需求。“前海为智库提供了一个相对自主、又能够相互对标和借鉴的环境。这种环境不仅有利于智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,还促进了研究氛围的营造,为智库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”。
“‘最强大脑’可以带来‘全球眼光’,敏锐地捕捉世界大事、科技产业的最新动态以及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,并将这些信息与产业政策相结合,为政府企业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。”郑刚认为,智库研究不仅要做到问题导向,准确识别问题、分析问题,并提出解决策略,也要具备一定的超前性,站在更高的角度,以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问题,“比企业想得更远一点,这是智库的优势,也是智库的任务”。
刘伟文则坦言,目前中国很多高校智库仍需要依托学校运行,无法实现独立运作、自负盈亏。下一步,研究院拟将深圳分院作为试点,利用前海独有的智库集聚资源,探索一条能实现自主运转的新型智库转型路径。
通过搭建智库交流合作平台,支持具有影响力的智库活动,前海也正在成为理论研究和思想交流的场所。上月初,前海举办重量级智库活动,设置自贸区、金融、法治、科技、文化等主题,吸引了包括港澳地区等全国和海外政产学研近百位大咖论道。
“前海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中进行制度创新,这需要集合全国智库的力量,去寻找创新方向、方案和办法。高规格举办前海论坛就是开阔思路,并完成制度创新前期理论研究和思想交流的重要场所。”综合开发研究院(中国·深圳)副院长、前海分院院长曲建说。
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符正平也认为,这一论坛对前海未来整体规划发展非常重要,既是代表大湾区甚至中国发出对外开放的声音,也阐明中国前沿城区未来发展动态和趋势。
“智库就是要引领,什么是质量型经济发展?知识经济就是质量型经济发展。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,因为发展到一定过程就需要有前瞻性政策的出现。深圳尤其前海,下一步能不能走好,就要看智库能不能建设好。”郑永年说。